1、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所规定的辩护律师的职责主要侧重于从实体方面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即仅仅是针对有关刑事实体问题进行辩驳、辩解性活动，不论是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还是提出意见，刑事辩护均只是围绕着刑事实体法律进行。而对于程序性辩护责任，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有关规定对此都没有予以明确、充分肯定。

3、除了辩护律师所负的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一直接责任外，有的学者认为，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还负有一般责任，即辩护律师对刑事司法进行协助的责任，包括预防和揭露刑事司法中的错误，促进遵守法制、协助维护个人权利和合法权益，提示犯罪产生的根源和条件，促进司法的教育和感化作的实现等等。辩护律师所所付的一般责任要求辩护律师不得妨碍刑事司法的正常进行。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辩护律师能否站在不利于犯罪嫌人、被告人的立场上采取积极的行动对司法机关发现实体真实加以协助，按照辩护律师所负有的一般责任，似乎应当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这样做却与辩护律师所负的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直接责任和对刑事司法进行协助的一般责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刑事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对于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调查取证的，应当由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不应当向律师签发准许调查决定书，让律师收集、调取证据。

我国在刑事法律规则中设立“律师”角色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国家与嫌疑人个人之间，在这样一个“强大VS弱小”的不均衡天秤上而增添的律师这一个法码。律师的价值就是为了避免强大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庭犯一次“强大而极不正义”、“强大而无法挽回”的错误。因此，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并不是“为虎作伥”，更不是“助纣为虐”，律师是为保障有罪之人得到公正审判，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从而实现司法公正和正义。